一座城市必有其文化底色，這是篳路藍縷的奮斗者留下的足跡。
一座城市必有其歷史坐標，這是前人艱難跋涉過程中構筑的精神豐碑。
楚風漢韻，山水淮南，這是當下城市歷史地理特色的濃縮。
豆腐故里，能源新都，這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屬性和產業標簽。我們必須銘記近現代淮南能源產業奠基者、開拓者的創造與心血。我們同樣不能忘記歷史長河中的歷代先賢。
走進歷史深處，楚文化則是淮南文化的鮮明底色。武王墩考古新發現，央視的大力宣傳，促使“楚文化熱”持續升溫，不少知名學者參與其中，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淮南本土更是乘勢而為，引導人們對楚文化價值的再認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在市委宣傳部的部署指導下，“淮楚文化”成為識讀淮南楚文化的醒目標識。不久前，首屆“安徽楚文化論壇”成功舉辦，來自全國各地特別是“荊楚文化”故鄉荊州文化學者的參與，“淮楚文化”理念的認同，更是把淮南楚文化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對淮南楚文化熱的呼應，是淮楚文化認識的自覺。解讀好“淮楚文化”概念十分必要。
從首屆“安徽楚文化論壇”得知，武王墩大墓考古發掘尚在進行中，“淮楚文化”概念即在安徽文化界醞釀提出。2021年秋季的宣傳理論工作研討會上，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鄔平川講話中就抓住武王墩考古發掘的歷史機遇，構建研究團隊，為深入開展淮楚文化研究提出了設想。之后，淮南本土的理論工作者和研究者就“淮楚文化”概念進行了積極討論。
2024年夏，市社科聯組織社科理論務虛會，邀請淮南市社科理論界人士座談。會上，一些理論工作者和文化學者就“淮楚文化”學科建設提出了進一步構想，《淮南日報》《淮河早報》以“淮楚文化”為題，開辟專欄，引發全市各界的重視與參與。以“淮楚文化”概念引領淮南楚文化研究，進一步發掘文化內涵，構建學科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學理意義上的文化，是指用一種理性的態度、開放性的思維對文化現象的觀察、認知和描述。學理意義上的“淮楚文化”當然不是簡單、隨意的文化標貼，而是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有其豐富的文化內涵，有其清晰的傳承關系。
必須秉持尊重的態度對待文化，觀察和梳理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不囿于既定概念，也不先入為主，做到冷靜與客觀。楚人最早是漢水下游的蠻夷小國，它一方面與大自然抗爭，一方面與周邊的眾多小國抗爭，逐步謀得生存之地。楚國的肇基始祖鬻熊投奔周天子，宣誓效忠，周天子準予立國，并給了“子”的封號。在周代五等封爵制中，公侯伯子男，子是地位相當低的封爵。但楚人欣然接受。經過幾代人的打拼，在江漢地區獲得更多土地，最終在紀南城定都，擁有荊江和漢水一帶的土地人民，成為地區性大國。
公元前700年前后，楚武王、楚文王相繼打開“申息之北門”，與中原諸侯展開對話的同時，沿淮水東下進入江淮地區。江淮地區本是“淮夷”人的地盤。周朝建立之初也并沒有征服東夷各部族，淮夷人便生活在江淮之間，其中的虎方淮夷便生活在淮南地區，并建立州來國。楚成王翻越大別山，滅掉六、英兩國。隨后，淮南地區淮夷人國家先后成為楚國的附庸。公元前680年前后，楚莊王令尹孫叔敖修治“芍陂”水利工程，引種水稻，加快了淮南地區生產力水平的發展。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把淮南地區作為春申君黃歇的封邑，始有“壽春”之名。《壽縣志》載：壽春之得名，緣于春申君黃歇。楚考烈王即位后，感念黃歇的輔佐與陪伴，尊封“春申君”。壽春擁有地利之便，是州來、下蔡的都城。春申君黃歇的悉力經營，壽春城池規模擴展，成為通衢大邑。春申君不止是楚國令尹（相國），在與中原諸侯的合縱抗秦斗爭中，一直輔佐考烈王擔當“縱長”，楚國政令多出自春申君。當壽春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計，春申君獻出封邑，請封江東吳墟之地。壽春成為楚國最后的王都。楚國八百年，在江漢流域立國并成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史冊昭彰。楚國由江漢平原進入淮河流域并最終落幕于壽春的歷史軌跡是清晰的。楚國在淮河流域的文化成就同樣是光耀千秋的。
必須對文化形態用心理解與客觀分析。走近它、走進它，帶著一顆平常心去進行觀察，了解它的起源、發展和結果，了解它過程中的起伏變化、重要的歷史事件、重要的人物及其作為，以及對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了解它與周邊地區事物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所產生的作用與影響。對各個歷史時期文化現象的了解與分析還應該是動態的、準確的。
從歷史人物的行止以及影響來看：楚莊王令尹孫叔敖、考烈王熊完、楚相春申君黃歇對淮南地區的開發最為得力，不僅促進了淮南地區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影響深遠。特別是孫叔敖、黃歇，在淮南地區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是“淮楚文化”的代表人物。芍陂與都江堰、鄭國渠、漳河渠并稱戰國四大水利工程，也是與都江堰齊名并持續發揮作用的古代水利工程，比都江堰還早300多年。它是楚人進入淮南的實證。孫叔敖因為修治芍陂，在淮南人民心中樹立起屹立千載的不朽豐碑。春申君黃歇治理壽春，開發吳地的豐功偉績不僅獲得淮南人民的高度評價，并得到吳越地區的廣泛認同。考烈王熊完與春申君黃歇這一對患難君臣，在淮楚地區的戰略轉寰與悉心經略，同樣贏得淮楚地區人民的尊重與景仰。
必須對文化現象的系統總結和凝煉，提出概念性的認知，這是對文化現象的概括與抽象。任何概念的提出，必須有其符合歷史邏輯的史實作為支撐，同時還必須有相應的可描述、可詮釋、可豐富的文化內涵。而不是武斷地進行定義。否則，學理的構建是不可能獲得共識與共鳴的。
楚國八百年歷史，貫穿整個周代。楚國從漢水流域起家到擁有江漢平原，并北進中原，東進江淮；后在秦國的擠壓之下，轉進淮河流域，由陳邑（淮陽）到壽春。楚人在江漢地區開疆拓土100多年，稱雄400多年，轉徙淮河流域近百年。所以一直有“荊楚”之稱。荊楚，某種程度上就是楚的代稱。但是，楚國勢力進入淮河流域則有近500年的歷史，起支配作用有400多年的歷史。楚國的后期，與淮河流域，特別是淮夷文化實現了高度融合，在荊楚的文化背景下，打上了鮮明的“淮楚”印記。
從楚國播遷的歷史軌跡來看，提出“淮楚文化”概念是符合歷史邏輯來的。楚國強盛時期在江漢流域，郢都紀南城一直是楚人心中的圣地。“荊楚”是歷史文化的標貼，是楚國作為一個強大諸侯國可以傲視群雄、“不服周”的實力與地位的象征。而楚國進入淮河流域之后，正是國力如日中天的歷史階段，楚文化與淮河流域文化的融合是在不經意間完成的。楚國后期，雖然國力日漸式微，但也是楚文化與淮河流域，特別是淮夷文化結合日漸深入并融為一體的歷史階段。
楚國遷都于淮河流域是在公元前278年，從陳郢到壽郢，建都不過半個多世紀，但楚國在淮南地區的影響長達400多年，歷史事件十分密集，歷史遺存十分豐富，文化形態更為多元。楚國作為一個諸侯國在淮南謝幕，但它的歷史影響并沒有消亡，它的文化影響一直在持續，成為西漢時期淮南國的文化基石。因而“淮楚”文化的標貼同樣顯目。
楚國800年，由“荊楚”到“淮楚”是客觀的歷史播遷過程，是文化嬗遞的過程，也是值得我們深入研讀，破譯歷史密碼的一個過程。
(姚尚書 岳葆春 王家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