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冬至前一天的正午，陽光很溫暖，我再一次來到德寬大道，試圖在這塊土地上找尋到石德寬、石裕鼎父子在安豐留下的足跡。原以為，時間跨度久遠，石德寬父子的事跡只有縣志、黨史上才有些許記錄，但是，當我與退休教師石克方、石玉瞻幾次交流過后，石老記憶的閘門一下子被打開。他不但拿出烈士珍貴的文獻資料，還有深藏在腦海里對石氏父子的緬懷。石克方老人還多次去石德寬后人的家里，收集烈士的資料。

1996年版《壽州志》記載：“石德寬（1885~1911年）字景吾，亦作敬吾，后易名經武，壽縣石家集人。甲午中日戰后，清廷腐敗，國事日非。他認為中國不實行改革，就不可能圖存，因而排滿思想與日俱增。當時革命變法維新諸說紛起，由言論鼓吹，繼之以鐵血搏斗。他受此影響，愛國思想油然而生。兼之堂兄德存留學日本，常以中外大事函傳……1906年，經吳旸谷等人介紹，加入同盟會。”

1911年，中國革命風起云涌。《壽縣志》載：“三月中旬，駐滬交通員鄭贊丞急電催歸，始知大事已定……他到港后，立即挺身入廣州，擔任第一幕發難，孰知消息泄露，于二十六日被捕。及至審訊時，歷數清廷罪惡。二十八日，英雄就義。遺體葬于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石德寬烈士為人剛烈，與壽州同鄉張樹侯、柏文蔚、范傳甲、常恒芳等辛亥元老都是同道兼好友，他犧牲后，常恒芳（藩侯）為其撰寫了《石烈士經武傳》。傳記結尾寫到：“其為漢族吐氣為皖同志增光！嗚呼，烈士就義之日為三月二十八日，遺骸葬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遺孤男裕鼎女裕清均能承遺志，忠黨愛國。”

石德寬就義時，長子石裕鼎虛歲才八歲，妻子王氏（1883——1948年）在石德純的支助下將烈士遺孤培養成材。女兒石裕清安徽大學畢業后留學日本，與留日同學劉真（曾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臺灣師范大學校長）結婚，國民黨敗退時隨夫去臺灣未歸。石裕鼎（1903——1952年）系早期中共黨員。1996年版《壽州志》記載：“民國17年春，中共壽縣黨組織在縣城東大街福音堂舉行黨員會議，選出第一屆縣委，王影懷任書記，薛卓江、方貫之、孫一中分任組織、宣傳、軍事委員，曹廣化、洪克杰、石裕鼎為委員。”1928年他系中共壽縣縣委委員是沒有疑問的。

1992年出版的《壽縣革命史》在“中共壽縣第一次代表大會”章節是這樣記載的：“壽縣黨組織利用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軍對蔣介石不滿和受共產黨影響，處在觀望、中立狀態的時機，于1928年3月7日，在中共皖北特委的指導下……在東街福音堂召開了反對蔣介石叛變革命的大會。參加大會的共產黨員和各界人士數百人……大會由王影懷、薛卓江、陳允常、方貫之、孫健、石裕鼎、曹練白等7人組成主席團。”

石裕鼎從國立中南大學畢業后即投身于壽縣共青團工作。1926年春，共青團壽縣地方委員會成立，直屬共青團中央領導，書記薛卓漢因事赴省，事務均由后補書記石裕鼎代理。石裕鼎膝下生有三女三子，長女石遐齡隨姑母石裕清去臺灣；次女石鶴齡上海師范大學畢業，安徽交通學校退休教師；三女石延齡，湖北省保溫材料廠職工；長子石忠岳系青海省西寧一中教師；次子石忠韓，上海工學院教師，退休后定居美國；三子石忠平，上海下放知青，后返滬，現居上海。

歷史并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歷史真實，是后人必然要遵循的原則。抗戰期間，石裕鼎擔任嘉山縣縣長，后期又任石臺縣縣長。國民黨退守臺灣時，他毅然選擇留在大陸。石裕鼎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每當觸及到這段歷史，我都不禁唏噓。

石德寬、石裕鼎父子的人生是悲愴而壯烈的，每次我踏上石氏父子出生地——壽縣石家集，站在德寬大道上，我都在沉思：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已經全面步入小康社會，在先輩們泣血的地方，我們努力建設和諧社會，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光榮職責。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此言不謬也。(陳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