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的社會狀況所作的歷史結論僅局限于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的認識。《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除了明確中國社會性質外，對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的社會狀況作出準確而高度的概括，就此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這一歷史結論。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部分涉及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的社會性質。《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這段話指出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社會狀況的唯一表述。如此簡單的描述，究竟原因何在？一是與毛澤東同志關于研究黨的歷史的起點有關。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提出黨史的研究的起點。文中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這里明確當時研究黨史起點要么是辛亥革命，要么是五四運動，毛澤東本人更傾向于五四運動。二是《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成于延安整風時期，這一時期研究黨史的重點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的歷史。毛澤東、任弼時等起草了“決議草稿”，均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為起點。當張聞天參與“決議草稿”修改時，才將起點提前到1924年的大革命開始。這與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黨史分期相吻合。三是抗戰以前對黨的歷史的研究比較分散、零碎，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和總結。鑒于上述因素，《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社會狀況的結論僅限于社會性質，這也是在當時黨內能夠形成共識的。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辛亥革命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這一定位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沒有什么太大區別。為什么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新中國誕生32周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依然沒有對近代中國社會狀況作進一步描述呢？一是起草《決議》時，鄧小平提出，“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宜粗不宜細”。其目的使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團結一致向前看，全部的精力轉移到“一心一意搞四化”。二是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重點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作出公正的評價。“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三是鄧小平還提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整體設想，要“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回顧這段歷史，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提供“全面的根據”。回顧這段歷史，起點在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依然采用毛澤東同志的提法，始于辛亥革命。由于上述因素，《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近代中國社會狀況的結論，仍然寥寥數語。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只明確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的社會性質，至于近代中國社會狀況是個什么樣子，沒有表述。《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彌補了這一不足。此決議指出：“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它從國家、人民、文明、中華民族四個角度，用“蒙辱”“蒙難”“蒙塵”“劫難”四個詞準確而清晰地還原了當時歷史原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具體體現如下：
國家蒙辱。政治上，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遭到嚴重破壞，司法和行政的統一不復存在。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共締結過1175件約章，其中絕大多數是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涉及割地、賠款、租界、駐兵、關稅、法權，勢力范圍林林總總，將中國層層鎖定，成為全球大小國家任意欺凌的對象。經濟上，外國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在中國一系列經濟特權，并利用它們對中國進行各種經濟侵略。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從攫取利益到完全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中國從此喪失了經濟的獨立性。
人民蒙難。鴉片戰爭以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官僚買辦資本和高利貸的剝削結合在一起。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的腐朽統治，但是封建土地制度仍在農村占統治地位，農民的經濟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負擔加重，遭受原來的封建地主、新興舊軍閥地主、外國資本和城市的商業資產階級的掠奪，農民的處境日益艱難，紛紛破產。
文明蒙塵。鴉片戰爭以來，隨著國門的洞開，西方文化洶涌而來，空前規模地侵蝕、沖刷、撞擊中華傳統文化的堤壩。崇洋媚外、賣國求榮、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虛無主義等帶有殖民地色彩的種種表現在中華大地屢屢上演，抱定“祖宗之法不能變”的封建衛道者頑固守舊思想的種種反映也如影隨形。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到“中西會通”“全盤西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逐漸被消損和扼殺。
總之，三個歷史決議對近代中國社會狀況的結論是逐步完善的，充分展現我們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化，有利于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吳業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