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淮南武王墩被批準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那時起，墓主人是誰，一直是一個待解的最大謎團。

迷霧重重，而又猜測紛紜。

萬眾期待。

盡管，很多年以來，或者說一直以來，淮南民間和坊間，早就言辭鑿鑿，認定武王墩墓的主人就是楚考烈王。

但考古是嚴謹的科學，必須要有確鑿的物證支撐。

尋找物證，鎖定墓主人，成為武王墩考古發掘的一道必答題。

1

2024年5月20日，對于淮南武王墩考古發掘來說，是一個具有極為特殊的標志性意義的一天。

在武王墩考古發掘出土的眾多文物中，除了青銅大鼎引來傾世注目外，還有一件出土文物，它將為鎖定和解碼墓主人身份，立下不世之功。

它就是，一只青銅簠。

青銅簠，先秦時期主要青銅禮器之一。

誕生于西周時期，春秋時期得到空前發展，終結于戰國時期。經常與鼎、豆等重要禮器放在一起，成為銅器組合之一。

青銅簠在祭祀時用于盛放稻粱，所以又被稱為“祭祀盛粱器具”。

盡管武王墩出土的這只青銅簠遍體布滿銹斑，但是刻在其口沿上的銘文依然清晰可見。

專家識讀出，這段銘文一共十二個字：

楚王酓前作鑄金簠以共歲嘗

翻譯成為今天的白話文，這段十二個字銘文的意思是：楚王酓前鑄造了這只青銅簠，用于來年秋天祭祀使用。

《周禮》中記載，“嘗”為秋祭之名，“歲嘗”為楚國年度祭祀大典的通稱。

此前，在李三孤堆出土的銅鼎上，有這樣一段銘文：

楚王酓忎戰獲兵銅 正月吉日 作鑄鐈鼎 以共歲嘗

專家已經確定“酓忎”就是楚考烈王的兒子、楚幽王熊捍。

李三孤堆，因此被認定為楚幽王熊捍墓。

李三孤堆出土文物中，多件青銅器帶有“酓前”銘文。

其中的一件銅匜鼎，刻有十二字銘文：

楚王酓前作鑄鉈（匜）鼎 以共歲嘗

這件匜鼎的銘文體例，與武王墩出土的“楚王酓前簠”銘文體制完全相同。

彼此可以形成互證。

專家解讀，“酓前”就是“熊完”。

因此，武王墩墓主人基本鎖定為《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完。

這就引發了民眾的普遍疑問。

大家所廣為熟知，楚考烈王熊完，羋姓，熊氏，名完。

既然楚考烈王羋姓，熊氏，叫做熊完。很奇怪，那為什么武王墩出土的青銅簠的銘文，既沒有“羋”，也沒有“熊”，更沒有“熊完”？而只有“酓前”呢？

“酓前”，怎么就是“熊完”呢？

2

中國的姓氏文化，源遠流長。

在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演進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特殊作用。

最初的很長一段時間，姓、氏具有嚴格的區分和不同承載意義。

也就是說，姓、氏各不相同，姓是姓，氏是氏。

一個男性，通常有姓、氏、名、字。

在母系社會，姓以母親為主。

在父系社會，姓演變為以父親為主。

概括起來講，姓是一個具有共同血緣關系的家族，由于這個家族不斷繁衍，人口越來越多，于是，用氏來分成不同的小組（分支）。

姓，標示著血緣關系；氏，則是姓的內部按照地位尊卑而進行的不同分組（支）。

為了讓大家有更為直觀和清晰理解，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為例子。

楚國大詩人屈原。

屈原的先祖，是楚武王熊通。

熊通，羋姓，熊氏，名通。

楚武王熊通去世后，他的大兒子（嫡長子）熊貲即位，是為楚文王。

楚武王熊通可不止一個兒子，但是，除了接任楚武王熊通當上楚王的大兒子熊貲，楚武王熊通的其他兒子，都不能再以熊為氏，以示地位尊卑。

于是，楚武王熊通的一個兒子熊瑕，就被分封到屈（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這個地方，熊瑕這一支，不能以熊為氏，而是從此以“屈”為氏。

屈原，就是熊瑕的后裔。

屈原，羋姓，屈氏，名平，字原。

從此，只要一講到屈氏，從哪里來，先祖何人，源流歸屬一目了然，十分清楚。

如此看來，屈原果真是楚國王族血脈，和楚王都是親戚。

不僅屈原，楚國三大家族屈、昭、景，都是羋姓，屈、昭、景是他們的氏，都是楚國正宗王族。

延伸普及一下：

老子并不姓老，姓李，名耳。孔子也不姓孔，姓子，孔氏，名丘。周公（解夢的那個）不姓周，姓姬，名旦。孟姜女，不姓孟，姓姜，孟姜女的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兒”。

姓、氏經歷漫長的演進，進入西漢。

漢高祖劉邦出身草根，他對以姓標示血緣關系、以氏標示身份地位尊卑這種做法和規定，十分反感。

因此，從漢朝之后，姓、氏之間的界限分割以及各自所承載的功能定位逐漸模糊、融合，姓和氏基本合二為一，姓氏并稱同體，姓就是氏，氏就是姓。

因而，今天我們說楚考烈王姓熊，也不能說就是錯誤的。

3

后世的人們經常產生這樣的疑惑：在秦始皇嬴政沒有統一（語言）文字之前，漫長的時間里，春秋、戰國各國之間究竟是怎么實現語言、文字的互通。

可以想見，西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有那么多諸侯國，各個諸侯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各國各說各的話，各寫各的字，講話估計互相也聽不懂，各國所使用的文字估計互相也不認得。

那么，國與國之間是怎么實現正常的語言、文字的交流呢？或者說，是怎么打破這道語言、文字的障礙呢？

大多數的研判認為，一是為了實現各國之間正常交流交往，早就有了一種類似今天的職業“翻譯”，以“翻譯”為媒介，實現語言、文字的通暢交流。二是有了某種通用語言，類似于今天的英語、漢語這樣，各國都在學習，在共同交往中使用。

直到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秦朝建立。

秦始皇嬴政統一語言、文字和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在秦朝“書同文”的基礎上，對語言、文字進行進一步統一和規范。

漢字、漢語由此正式定名。

由此可見，我們今天的語言、文字，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語言、文字，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之變化。

特別是經過秦朝的“書同文”，對包括楚國在內七國的語言、文字進行全面的規范和統一，在一定程度上，七國的語言、文字與秦朝“書同文”之后的語言、文字，已經“面目全非”。

畢竟經歷了那么久遠歷史的沉淀和滄桑，語言、文字都會發生極大變化，這些都為后世的我們解讀春秋、戰國時期楚國久遠的歷史過往，包括辨識楚國文字、讀音，帶來很多困擾。

好在，漢字、漢語的靈魂一直都在。

4

酓，在秦朝沒有建立之前，一直是楚王的氏。

楚王，羋姓，熊氏。

熊氏是羋姓這個大家族里的一個分支（分組）。

在楚國的語言、文字里，酓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讀。

一種解讀，與酒有關，好像是一個人用嘴巴從酒甕里吸酒、喝酒、品酒。釋義為“有苦澀味道的酒”。

一種解釋，是桑樹。

秦朝建立后，在推行統一語言、文字（書同文）的過程中，把“酓”改成了“熊”。

楚國文字里，“完”和“前”通假。

因此，才有了“酓前”就是“熊完”的確認。

因此，也才有了“酓忎”就是“熊捍”的確認。

同樣，在楚國語言、文字里，“羋”也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而是更多有些像“乃”。我們今天看到的“羋”，也是經過秦朝統一文字修改過的。

秦始皇統一六國、秦朝建立130年之后，公元前91年，西漢司馬遷寫成《史記》。

比《史記》成書時間至少晚50年以上，劉向（公元前71年-公元前6年）在西漢末年完成編訂《戰國策》。

秦始皇“焚書坑儒”，除了秦國之外，包括楚國在內的六國史書全部被焚燒殆盡。

造成秦朝之前的夏、商、周和春秋、戰國歷史斷代和缺失。

我們今天所了解到的夏、商、周和春秋、戰國歷史，包括楚、燕、齊、韓、趙、魏六國歷史，絕大部分來自司馬遷《史記》和劉向《戰國策》。

成書于西漢的《史記》和《戰國策》，當然要使用經過秦朝“統一文字”和西漢規范定版漢語、漢字后的語言文字以及表述。

這是“酓”演變為“熊”的歷史脈絡和淵源。

至于秦始皇是否故意而為，專門針對楚國和楚王，不得而知。

5

秦始皇嬴政宣布統一語言文字，“酓”改為“熊”。

消息傳到遺落在楚國故都壽春周圍的楚國王族，楚國王族們肺都要氣炸了。

楚人，即便被滅國，也不會被征服。

他們咬牙切齒地對自己的兒孫們再三強調:

不姓熊！（意思是我們不是姓熊）

他們堅持自己姓“酓”。

“不姓熊”，伴隨著“酓”的改變，伴隨著漫長歷史演進，一直傳承到今天。漸漸演變為“不是熊”。

在今天的淮南地區，特別是壽縣地區，當要否定某一個人，或者不認可某一個人，總是說：

（這個人）不是熊！

更多的語義是對一個人持否定態度，而不完全是罵人。

楚國以壽春為都的18年，楚文化在壽春沉淀歸屬。

“熊”這個詞，在壽春深深扎根，成為今天淮南地區、壽縣地區最為重要最為普遍的語言文化應用現象。

用來指代動物：馬熊、驢熊、狗熊、馬虎熊、羊熊……

（好像人們至今只見過狗熊，其他諸熊神獸，皆無人見到過）

用來罵人：例句：你這個驢熊！你這個孬熊！你這個熊樣！扯熊嘛！

用來表示贊美、贊嘆、夸張、驚嘆：例句：也（音）熊吧！羊熊樣！羊熊賀蘭天（音）！厲害得羊熊！

“熊”，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無可不能用。可以褒義，可以貶義，可以中性。既可簡單直白，亦可意蘊深厚。

貌似，再也沒有哪一個詞，可以和“熊”齊肩。

“熊”，已經融進民眾的心里，融進民眾的生活，融進民眾的骨子，融進民眾的血脈。

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在楚國最后的都城壽春，這里的民眾對楚考烈王的懷想，對楚國的懷念呢？

想來，還有楚人的決不服輸、誓不屈服。

更有楚人的那一份——

不甘心。

(沈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