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根本特性與鮮明特色
——從“荊楚文化”到“淮楚文化”

雖然楚國八百年發展史有著從長江流域轉移至淮河流域、從“荊楚文化”轉換為“淮楚文化”的重大變化，但源起于江漢流域特定自然人文環境中的楚文化之特性卻始終未變，反而在楚國四百五十余年經營兩淮地區的歷史進程中仍有顯著而不俗的體現，推動著楚人不斷取得新的成就。楚人創造出的“楚文化”不僅氣度非凡、奇絕多彩，而且充分顯示出楚族、楚國所具有的根本的主體化特性，深層反映出楚人的歷史成功絕非偶然，乃是基于其族、其國內在的文化性格。歷史來看，不論是在深入江漢流域的南拓中，抑或是在邁向淮河流域的東擴里，楚人的文化性格都突出表現為三個“不”：

一是不憚躐等、勇于進取的文化性格。楚族原本非常弱小，是興起于丹水之陽、漢水之陰的羋氏部族，歷經商末周初的巨大政治變革，在鬻熊、熊麗、熊繹等大酋的率領下逐漸由河南轉入湖北，在鄂西荊山一帶站穩腳跟，獲得較為穩定的生存發展條件。楚先民艱難求存于南蠻與強鄰之間，且受到周人的防范與壓迫，故而深知弱小部族的不易，養成了常懷憂患、“篳路藍縷”、勇于求進的民族性格，能夠不畏強勢，敢于為自身謀取更大的發展機遇。從熊繹五傳至熊渠，備嘗艱辛，慘淡經營，楚人從睢山和荊山之間脫穎而出，在江漢流域終成氣候，成為迅速崛起的強國；從熊渠十一傳至熊通，楚國統治者已敢于同周人提出“請王室尊吾輩”的要求，在遭到拒絕后強勢回應云：“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從此楚國統治者僭稱為“王”。楚文王熊貲繼其父楚武王熊通之后，牢固確立楚國在江漢地域的霸主地位，遷都于郢，繼而北上中原，圖謀東向，伐蔡，滅申、息，開啟了楚國控馭淮漢之間十字路口，越過大別山，深度經略兩淮地區，建立淮河流域霸權的歷史進程。至楚昭王熊珍、楚惠王熊章時期，楚國已先后控制淮河上游、中游、下游的眾多諸侯國。吳國在中原霸主晉國支持下，曾長期與楚國爭衡，搶奪兩淮地區的控制權。公元前473年，吳國被越國所滅；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又“興兵伐之，大敗越”，從此吳、越之地盡屬楚，楚國成為縱橫無敵于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泱泱大國。楚國晚期，楚考烈王熊完與令尹黃歇雖面對強秦攻勢而倍感壓力，但仍北伐滅魯，將楚國勢力擴張到屬于淮河流域的泗水一帶，與齊國爭奪泗上霸權。縱觀楚國八百年發展史，從一個蕞爾小邦崛起成為擁“江”據“淮”，“臨天下諸侯”的南方強國，其不憚躐等，敢于同周人爭鋒、同諸多勁敵角逐，始終保持強烈的政治進取精神，實乃其民族成功、國家成功的關鍵因素和根本動力，而這也正是楚族最為可貴的民族性格、文化性格。楚人在文化上的大有作為、推陳出新，與其政治上、軍事上所表現出的歷史主動、積極進取是高度一致的。楚文化如同楚政治一般，都有著“大幅度地變落后為領先”的現象，個中因由與其說是取決于“特定的客觀因素”，毋寧說是“特定的主觀因素”所推動創造的結果（張正明、劉玉堂：《荊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二是不分畛域、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楚人對待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態度向來不固步自封、自甘落后，而是既珍視自身源于中原地區祝融部落集團的文化基因與傳統，也樂于將周人文化、楚蠻文化、中原諸國文化、淮夷文化、吳越文化等深入汲取、融合、轉化為楚文化的新因素。從西周初期至西漢前期，盡管楚文化的發展歷經濫觴、茁長、鼎盛、滯緩、轉化等五個不同時期，但不分畛域、兼容并包的文化特性一以貫之，成為先秦秦漢時期最富生機活力的區域文化形態之一。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楚國雖亡于公元前223年，但楚文化仍能延續發展至西漢前期的重要緣由。在先秦諸國里，楚國的典章制度、青銅鑄造、都城建造、水利工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手工技藝、風俗習慣等都表現出顯著的“熔夷夏為一爐”、“亦夏亦夷、亦夷亦夏”的總體風格，反映出其八百年發展從鄂西到鄂中、從漢西漢南到漢東漢北、從江北到江南、從淮水上游到淮水中下游、從長江中游到長江下游，對江淮地區諸種文化因素皆有著廣泛而深入的萃取融匯，可說“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師夷夏之長技而力求創新的結果”（王生鐵主編：《楚文化概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楚人這種極具開放包容氣度的心理機制與民族性格賦予楚文化驚采絕艷、奇絕不俗的獨特魅力，也讓楚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發展所擁有的最為深厚博大的歷史底蘊之一。

三是不厭新奇、善于別創的文化性格。楚人對待先進文化，“向來不抱偏見”，熱忱于“引進、改造，以求為我所用”（張正明：《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表現出“始則仿制，繼而改作，終于別創”（張正明、劉玉堂：《荊楚文化志》）的強烈的追新逐奇意識。楚人在民族國家曲折的發展中，見識到各種不同文化的特點，深刻認識到取長補短、改進自身的重要性，力求在學習借鑒中壯大自身的力量，贏得生存競爭的勝利。楚人在青銅器、鐵器、建城、筑陂、政制、哲學、文學等方面的推陳出新頗具有代表性。楚人制作青銅器采用了不同于陶范鑄造的“失蠟法”，并創造出“分段鑄造法”，喜制他國所無而楚風鮮明的束腰平底“升鼎”；制作鐵器則首創出鑄鐵柔化工藝，是中國古代最早冶煉鋼鐵和使用鐵器的諸侯國之一；筑城則首創了一門三水道的水門，其“栽郢”（今湖北省荊州市的“紀南城”）和“壽郢”（今安徽省淮南市的“壽春故城”）均多有水門，善于引流入城，重視水道營造，體現出臨水居高而筑城的特點；筑陂則吸收楚蠻、揚越和淮夷的經驗創建了流域性水利工程“期思陂”“芍陂”，為楚國后期扎根淮河流域奠定了重要的農業灌溉基礎；政制則借鑒“諸夏”與“群蠻”的長處，“事簡職專”而不“繁瑣”（張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能根據自身情況務實而靈活的進行規設，如楚官多稱“尹”，楚師主帥稱“莫敖”，滅權國后首創縣制等；哲學則有老子、莊子為開創者的獨超千古的道家思想學說；文學則有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所創造的彰顯楚風楚韻的騷體詩歌，即秦漢時代稱之為“楚辭”者。以上種種創新，僅是舉楚文化發展史上的犖犖大者而已，但已可從中窺識楚人喜好新奇、善于別創的民族性格。楚人文化偏見少，視野開闊，能夠較為平等地對待“夷”“夏”各族及其獨特的文化，更能由此匯聚眾長、完善自身，進一步取得新的文化成就，形成新的文化優勢，無怪乎楚文化被楚史專家張正明先生視為具有同“古希臘文化”相頡頏、相媲美的發展高度（張正明：《張正明學術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以上三個“不”，是楚人的民族性格，也是文化性格，從根本上塑造和影響了楚族、楚國波瀾壯闊、豐富精彩的歷史命運。在八百年的演進里，楚政治、楚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在長江流域，還是在淮河流域，都貫穿著基于這一根本特性的“外求諸人以博采眾長，內求諸己而獨創一格”的發展理念及最大特色。楚人在模仿中“所刻意追求的，是根據自己的傳統，按照自己審美情趣，表現自己的風格和氣派”而創造出的新的文化成果與典范（張正明：《楚文化志》），而絕不是只安于為模仿而模仿，停留在無所貢獻的低級水平。楚人的政治發展不是永恒的，但其創造出來的楚文化卻是永恒的！在“亦夷亦夏”之間，會通夷夏之長，楚文化所擁有的開放、多元、包容、融合、創新、博大的宏闊氣度，讓其所具有的區域文化之個性最終能深刻影響到漢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發展的歷史先聲、深厚底蘊和強勁助力。深入反思楚文化的根本特性與特色，充分借鑒楚文化發展的可貴經驗，或許，這才是當今人們最需要從這一異彩炳煥、世所罕有的歷史文化遺產中獲得的最大教益！

（作者系安徽理工大學教授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