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除去從正面展開研討，亦可從反面來重新審思，即：如若沒有這一概念的出現，是否能夠繼續用“荊楚文化”的傳統概念來涵括淮河流域的楚文化歷史發展情況及其遺存？換言之，“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其無法缺失、無法否認的必要性？對此，或可從以下五個方面來探討：

一是楚文化歷史發展能否只論“江”而不言“淮”，用長江流域來遮蔽淮河流域的存在。從楚族自西周初年立國至被秦所滅，貫穿兩周八百年歷史的楚國發展歷經了從長江流域崛起興盛，到淮河流域漸趨衰落乃至消亡的全過程，其間楚國染指和經略淮河流域長達四百余年，這一時段占據了一半的楚國存在時間，可說是一部淮河流域楚政治、楚文化發展史，就是半部楚國史。由此來看，楚國歷史是其長江流域發展史與淮河流域發展史的統一體，無“江”則楚國無由產生走強，而無“淮”則楚國難以達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雄踞江淮之間，號稱“天下之強國”的政治巔峰，也難以在“鄢”“郢”失陷后憑借淮河流域為根基延續存在五十余年。是以淮河流域對于楚國歷史發展而言，絕非可有可無的存在，而是不可或缺、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缺失了淮河流域的作用及影響，八百年楚國史必定被改寫，甚而其能否存在“八百年”，也將是歷史疑問？淮河流域在楚人那里，實際上是僅次于長江流域的“第二根基之地”，是其北上爭霸、東向抗秦的大后方。楚頃襄王熊橫遷都于淮河流域，是楚人長期重視和經略兩淮地區的必然選擇、必定結果，有其深層次的全局性的戰略考量，并非慌亂決策下的輕率之舉。楚“強”時，兩淮地區是其進一步開拓進取的重要“后方”；楚“弱”時，則是其留給自己的一條重要“退路”。無論興衰，淮河流域都是楚國不容有失的戰略根基之一，既與長江流域的作用影響有相似之處，又存在差異之別。審視八百年楚國史，如若只論“江”而不言“淮”，只重“江”而不重“淮”，用長江流域來遮蔽淮河流域的存在，恐怕并不符合客觀的歷史情況，也無法揭示出楚國歷史發展的真正的全貌。

二是淮河中游楚都“壽郢”（壽春）為中心的楚文化歷史遺存的厚重存在，是否能被一般化對待，而不是突出強調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楚國中后期發展里，政治中心從長江中游遷移至淮河流域，特別是淮河中游，決定了“壽郢”（壽春）具有極為特殊的歷史地位。八百年楚國史最后終結于“壽郢”（壽春），也讓“壽郢”（壽春）成為楚國諸“郢”中與眾不同者之一。“壽郢”（壽春）承載著楚國最后的歷史輝煌與榮光，是日暮之前的一抹亮麗晚霞。也因楚考烈王熊完和楚令尹春申君黃歇的用心經營，“壽郢”（壽春）擁有了十分厚重的楚文化歷史遺存及底蘊，在先秦列國都城營建史上占據獨特的一席之地。時至現代，以壽春故城遺址、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春申君黃歇墓為代表的楚文化歷史遺存更是令世人驚嘆，在楚文化考古發掘上影響深遠。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是目前國內所發現的僅有的兩座楚王墓，尤其是后者有幸得到了搶救性的科學考古發掘，被證實為迄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大型楚國王級墓葬，已提取包括青銅禮器、生活用器、漆木器、樂器、玉器、木俑等在內的編號文物一萬余件，堪稱有史以來楚文化考古發現的最重大成就之一。一座楚“郢”都、兩座楚王墓（也可視為“楚王陵”），讓古“壽郢”（壽春）所在的淮南市擁有了獨一無二的楚文化歷史遺產，形成了地域特色鮮明的楚文化傳承發展優勢。如此豐富厚重的楚文化歷史遺存，也充分彰顯出淮河中游在全國性楚文化體系內不容輕忽的重要地位。如何面向整個淮河流域楚文化的歷史演變情況，客觀認識以古“壽郢”（壽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區對于全國性楚文化所產生的特殊影響，便成為楚學界需要重新有所深思研討的重要議題。若無“淮楚文化”這一新概念的提出，人們是否能真正認識和把握到以古“壽郢”（壽春）為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區不同于以古“栽郢”（紀南城）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的差異之處，是否能進而意識到淮河中游和長江中游同為楚國政治發展、文化發展之莫大肯綮的根本原由？

三是以往楚文化研究雖然在強調“荊楚文化”概念的同時，也先后出現了“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吳楚文化”“陳楚文化”“蔡楚文化”“壽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 “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各種地域性楚文化概念，但是大都缺少嚴格的概念界定，而且少有真正能從淮河流域整體出發論及楚文化者。“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吳楚文化”是湖南省、四川省、江蘇省學者主要基于長江流域楚文化發展情況提出的概念，從不同的地域視角反映出長江流域上、中、下游楚文化的歷史存在及影響。“陳楚文化”“蔡楚文化”“壽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盡管是河南省、安徽省、江蘇省學者立足于淮河流域提出的楚文化概念，但均缺少淮河流域的整體性視角，其中“陳楚文化”側重于以古“陳郢”（陳縣）為中心的淮河上游地區楚文化發展情況；“蔡楚文化”“壽春楚文化”“楚淮文化”側重于以古“壽郢”（壽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區楚文化發展情況；“江淮楚文化”側重于安徽楚文化發展情況；江蘇學者使用“淮楚文化”這一概念往往等同于“淮徐文化”，側重于淮河下游地區楚文化發展情況（高旭：《四議“淮楚文化”》，《淮河早報》2024年12月）。以上概念雖多，卻無法將淮河流域整體在楚文化歷史發展里的獨特性清晰揭示出來，也無法超越現有“蔡楚文化”“壽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楚文化（淮徐文化）”等概念的種種局限，將以古“壽郢”（壽春）中心的淮河中游地區對于楚文化歷史發展的特殊意義準確予以把握。因此，當前楚學界十分有必要全面系統地梳理各種楚文化概念，特別是對淮河流域楚文化概念集群需要深入的辨析厘清，用“淮楚文化”的新概念來重新審視和界定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情況，形成一定的概念共識，以此促進淮河流域楚文化研究的更好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和使用，是對現有楚文化概念體系深入反思的學術產物，是試圖改變學術概念上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情況總體認識不清、定位不準的現有局限的理論結果。若無對“淮楚文化”概念的審思界定，楚學界對淮河流域楚文化整體發展情況的認知仍難以形成學術自覺和理論自覺，其結果必然是依舊弱化了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在全國性楚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及意義。

四是楚文化研究在突出強調長江流域“荊楚文化”的同時，需不需要用淮河流域“淮楚文化”作為重要的參照對象。“淮楚文化”不同于長江流域意義上的“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和“吳楚文化”，這一概念對“荊楚文化”具有獨特的參照意義。楚國八百年發展史從長江流域走向淮河流域、興盛于長江流域而終結于淮河流域，對長江流域楚文化發展情況的學術研究，如有淮河流域楚文化作為比較對象，當能得到更為深化的認知，亦可開拓出長江流域楚文化、淮河流域楚文化比較研究的新領域，在互動研討中實現雙向受益。因此，改變以往楚學研究里，代表長江流域的“荊楚文化”獨大發展的局面，或許對楚文化的多元化研究能產生有益的促進作用，更能顯現出楚文化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

五是現有楚文化的區域性、地域性研究視角及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無法從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整體出發來探討楚文化的歷史演變情況，因此也需要提出新的“流域性”的視角及方法，進一步深化楚文化的研究內涵。楚文化的興衰存亡同長江、淮河所代表的大河文明密不可分，長江流域、淮河流域雖皆有上、中、下游之分，受楚文化影響也有所不同，但同為一條大河、一個流域，其必有共同的內在規律發揮作用，從流域整體著眼，自有不同于區域性、地域性研究視角的新觀點新創獲。

從以上五方面反觀“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我們或能清楚認識到這一概念的存在與否，對楚文化研究并非可有可無之事，而是確有其提出的客觀性、必要性與合理性。須知，淮河流域同長江流域一樣，是楚國歷史興亡、楚文化演變發展的根基之地，缺少了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真正重視，“半部”楚國史就缺失了！（高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