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水不忘掘井人，幸福要念先輩恩”。在新四軍成立80周年之際，我們潛心萃擷了這支歷時9年4個月的抗日武裝隊伍，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戰略布局和指引下，馳騁大江南北抗擊日偽頑的光輝史實，以寄托和示引人們對在那段艱難困苦歲月里，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百折不撓、出生入死、英勇戰斗的革命先輩們的景仰、緬懷和紀念。

一、“陜、甘以外各省紅軍游擊隊”，“改以抗日義勇軍名義出現”

1931年“9.18”事變爆發后，日軍長驅直入，東三省淪陷。我黨發表宣言：“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大眾”，“一致反對日本強暴占領東三省”，“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1932年日本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5年策劃“華北五省自治”。此時，全國抗日呼聲日益高漲。面對全國抗日呼聲和我黨抗日誠意，國共兩黨結束十年內亂。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后，我黨代表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等在西安進行談判。蔣介石“考慮大局，決定編共而不溶共”。1937年6月4日，周恩來、張云逸與蔣介石在廬山進行會談。正當談判無果時，日本悍然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將戰爭鐵蹄踏入華北大地。在民族危亡之際，全國人民紛紛上書蔣介石：“擁護政府抗戰”，“中國民族至此，除整個決心死里求生之外，已別無途路”。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聯名發出“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電”：“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此時蔣介石也意識到“盧溝橋事變”的嚴重性，并于7月17日發表“廬山談話”：“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戰火燒到了國民政府心臟地帶。此時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8月19日，蔣介石放棄了與日媾和的幻想，同意將陜甘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8月22日，又將其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

在陜甘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之前，中共中央就考慮過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1937年2月12日，張聞天、毛澤東曾致電在西安談判的周恩來，提出“陜、甘以外各省的紅軍游擊隊，一律改民團或保安團”。6月25日，中央要求：“各游擊區原則上一律停止沒收土地及建立蘇維埃，取消紅軍名義，改以抗日義勇軍名義出現”。但蔣介石始終有徹底消滅南方游擊隊的意愿，直到“8.13”事變的第二天，才授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開啟對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談判。9月中旬，博古、葉劍英代表我黨前往南京談判。周恩來在與北伐名將葉挺商定后，向蔣介石提出葉挺為南方游擊隊改編后干部人選。9月28日，蔣介石任命葉挺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10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南方紅軍各游擊隊集中改編方針問題致電張云逸：“葉挺須來延安，在行營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軍事原則后，可以去閩粵邊（閩浙邊）指揮張鼎丞部（或劉英部），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澳戏礁饔螕魠^是今后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這些戰略支點是10年血戰的結果，應該十分重視他們”。同時，毛澤東還與周恩來聯系，詳細詢問他與葉挺的談話內容。多次打電報給博古和葉劍英商討葉挺之事。直到11月3日，葉挺趕到延安，向毛澤東和我黨中央表示：“暫時在中共組織之外，但愿在中共領導下進行工作”。贏得毛澤東信任后，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葉挺任新四軍軍長。關于新四軍建制問題，10月6日，毛澤東致電博古：“新四軍隸屬八路軍”，“軍部暫駐武漢，南昌、福州設辦事處”。10月19日，張聞天、毛澤東再次致電博古、葉劍英：“要求何應欽將葉挺之新四軍隸入八路軍建制”。由于蔣介石拒絕，到12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讓步新四軍不隸屬于八路軍后，蔣介石才勉強將新四軍按正規軍編制，建立1個軍，軍以下設4個旅級支隊共8個團。至此，在全民族抗戰的旗幟指引下，國共雙方對南方游擊隊改編問題達成共識。

二、游擊隊下山接受改編，談判要“時時警戒，不要上國民黨的當”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奉命留守蘇區的有2萬名紅軍部隊、軍政人員以及3萬名傷病員，他們分散在南方8省堅持游擊戰爭。其構成：一是原中央蘇區留下的紅軍部隊，有1個獨立師、幾個獨立團。這些師、團后分為若干個獨立游擊隊。如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領導的閩西龍汀游擊隊，項英、陳毅領導的贛南大余南雄游擊隊，黃道、曾鏡冰領導的閩贛邊游擊隊等。二是江西以外“兩個軍團的后代”。即1934春由潯淮洲、樂少華、粟裕的紅7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在浙贛邊、浙皖邊發展起來的游擊隊；8月由紅6軍團主力撤出湘贛蘇區在平江、瀏陽、永新、蓮花發展起來的游擊隊。三是由紅四方面軍留守部隊發展起來的鄂豫皖游擊隊。在3年游擊戰爭期間，這些游擊隊經過戰斗、挫折、轉移、發展，逐漸形成了贛粵邊、閩贛邊、閩西、閩北、閩東、閩粵邊、閩中、皖浙贛邊、浙南、湘鄂贛邊、湘贛邊、湘南、鄂豫皖邊、鄂豫邊等相互獨立的14個游擊區。

南方8省游擊隊“走出山林”接受改編并非一帆風順。1937年7月，中共閩粵邊特委在漳州與國民黨粵軍第157師談判中，事先雖識破其收編的企圖，但在紅3團團長何鳴先被捕、后釋放的麻痹下，游擊隊對其放松了警惕，結果何鳴所部600多人被以發餉整訓為名繳械，史稱“漳浦事件”。“漳浦事件”發生后，我黨中央予以極大地關注。8月底，毛澤東致電張云逸：務須向余漢謀嚴重抗議，并要他們迅速放人退槍。9月14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在談判中博古、葉劍英，要求南京政府責令余漢謀退回人槍。10月30日，又致電博古、葉劍英：“在何鳴部人槍沒有如數交還之前，不能集中”，并指示要“堅決反對投降主義，反對國民黨派遣任何人。同時嚴防國民黨之暗算，森嚴自己壁壘”。

由于南方游擊區主要負責人項英，沒察悉中央對南方游擊隊改編意圖，指導談判出現偏差。項英曾在給中共閩浙臨時省委書記劉英信中要求：“各收編部隊自改編以后必須絕對服從政府一切命令”等。對此，10月1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張云逸：“項英同志似還不明白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性原則，似還更不明白，不應無條件集中、而應保持南方戰略支點的原則，他在南昌的做法帶有危險性，望速通知他來延安討論”。同時，中共中央連續急電西安、南京、武漢和香港等地的中共代表，要他們迅速設法向項英轉達中央的正確政策。

毛澤東對各地游擊隊與國民黨當局談判，惟恐吃虧受騙。只要一接通聯系，就及時從延安派出干部前去指導工作。在鄂豫皖游擊區，先后派董必武到武漢，鄭位三、蕭望東到黃安（今紅安）七里坪，幫助指導湘鄂贛邊和鄂豫皖邊游擊隊談判。此外，毛澤東還通過林伯渠給鄂豫皖邊紅28軍政委高敬亭轉發了具體指示：“一切大問題聽候兩黨中央談判解決，不許國民黨插入一人，時時警戒，不要上國民黨的當”。

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了南方各游擊區的工作。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12月28日，毛澤東復電新四軍4個支隊和干部配備方案。1938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核準：陳毅、張鼎丞、張云逸、高敬亭分別為4個支隊的負責人。后在葉挺交涉下，國民黨又陸續批準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自此，新四軍這支由紅軍游擊隊改編的抗日武裝隊伍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未完待續)

（袁興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