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鄭抱真的鐵血傳奇(中)

五、積極支持中共上海地下黨活動

在開展抗日鋤奸活動的同時,鄭抱真還積極與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李克農等頻繁聯系，從錢財物各個方面支持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一天，鄭抱真引薦王亞樵到達李克農約定會面的地點。見面后，李克農對王亞樵在抗日鋤奸斗爭中屢建奇功表示贊賞。王亞樵問李：“你是共產黨？”李克農答:“對，我不僅是共產黨，也是先生的皖籍同鄉，你創立上海勞工總會時，我也相應過，當時我叫李澤田，現在改名叫李克農。”王亞樵驚訝地問：“先生就是李克農?”李克農淡淡一笑：“我正是”。雙方經過交談，加深了了解。王亞樵表示愿意交個朋友，以后有事隨時吩咐，愿意效勞。李克農也表示，上海地下黨組織認為：“斧頭幫”不同于一般的幫會，從你們的行為可以看出其拳拳愛國之心，你們不僅疾惡如仇、鋤奸濟貧，而且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你們與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集團勢不兩立，卻從未給共產黨制造過麻煩，應該成為中共的團結對象，共產黨的大門是隨時為你們打開的。此后，上海地下黨多次通過鄭抱真商請王亞樵幫助籌集經費辦印刷廠、開書店、支持東北人民抗戰等事項，都得到了王亞樵集團大量的資金和物資方面的積極支持。

六、暗殺大王慘遭殺害

王亞樵“鐵血抗日鋤奸團”的鋤奸行動，使蔣介石為首的反動當局如驚弓之鳥，極大地推動了民眾反蔣抗日的熱情。蔣介石對王亞樵集團非常恐懼，在蔣下達的對其政敵的“懸賞緝拿”名單中，王亞樵的賞格最高，為100萬大洋，王亞樵的得力助手和高級謀士鄭抱真為50萬大洋。并命令戴笠盡快捉拿或暗殺王亞樵、鄭抱真等集團主要成員。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亞憔、鄭抱真等人受約在李濟深的哥哥李任仁家吃飯，“四大金剛”之一的余立奎之妾余婉君也趕去了，她借口要派張媽去南京探望（因刺殺汪精衛案被捕的）余立奎，要求王亞樵給寫個條子，王亞樵同意晚飯后去余婉君的住處寫。

其實，戴笠派遣的特務們早已埋伏在余婉君住的房間內。夜幕降臨，王亞憔在李任仁家吃完飯后就要去余婉君的住處，鄭抱真等人一再阻攔他并跟他說：“婉君此來可疑，還是不去為妙”。可他總是說，婉君是我們多年的好朋友了，不致有變。王亞憔對鄭抱真他們說：你們先回去吧，我到小婉君那邊去一下，馬上就回來。王亞憔獨自一人向婉君的住處走去，他走到房間門口，習慣地推門而入。可是，就在他推開門的一剎那，災難降臨了，藏在屋內的七八個特務，立刻向他臉上撒了幾大把石灰，并一擁而上，想把王亞樵活捉。原來，余婉君早被國民黨特務收買，王亞樵此番前來，無異于自投羅網。王亞樵平時臂力過人，此時雖然眼睛被迷住，但手腳依然不停地揮舞著跟特務們搏斗。頓時，屋內的桌椅、板凳、茶具被打成碎片。王亞樵雖然頗有武功，怎奈寡不敵眾，最后，身中五槍三刀，不幸被特務殺害，年僅48歲。特務們用刀剝下王亞樵的臉皮回去向戴笠報功。一代抗日鋤奸梟雄就這樣結束了自己暗殺大王的生涯。“四大金剛”之一的華克之后來曾評價說：“……王亞憔既未通讀‘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相信‘神與國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勞動人民，否認一切權威。為了救人一難，不顧傾家蕩產，萬金一擲；聽人家幾句恭維，也可拔刀相助，不計后果。他是一個精神曠達，亂七八糟的好漢……”毛澤東評價王亞樵是“殺敵無罪，有功。小節欠檢點，大事不糊涂”。

王亞樵遇害前，鑒于當時國內復雜形勢和其權衡以個人和小集團的力量與日軍和國民黨反動勢力屢作較量屢遭挫折的現況，在其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李濟深的勸導和非常信任的高級謀士鄭抱真等人的共同影響下，決定投奔中共。并指派部下余亞農、張獻廷帶著他的老朋友李濟深寫給周恩來的親筆推薦信和他本人的親筆信前往延安，專程與中共聯絡王亞樵一行投奔延安之事，受到了周恩來、李克農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在其離別延安時，毛澤東、朱德還親自為余亞農、張獻廷設宴餞行。延安中共方面同意并歡迎王亞樵等人即赴延安。但當余亞農、張獻廷帶著這一好消息返回梧州時，可惜王亞樵已經被害。

王亞憔被害后遺體被鄭抱真夫婦等人安葬，其部屬各奔東西。

“斧頭幫”的“四大金剛”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則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鄭抱真（解放后，歷任合肥市首任市長、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兼省政府第一秘書長等職）、余亞農（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長）、余立奎（解放后曾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華克之（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建國后任國務院內務部副部長）。

七、率部參加新四軍加入中國共產黨

鄭抱真早年投身鋤奸抗日事業，妻子和兩個兒子隨他一起在上海、南京、廣州、香港、梧州等地來回奔波。1937年“七七事變”后，一直匿居在廣西的鄭抱真逃過了國民黨特務的追殺,于這年冬天從廣西梧州回到家鄉壽縣,組建成立了抗日武裝——皖北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二支隊并擔任支隊司令。在家鄉，他經常親自做抗日宣傳，號召鄉親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為抗戰出一份力。為了喚醒民眾，組織民眾抗日，他要求支隊服務團的指戰員，深入到鄰近的集鎮、大村莊，向群眾講抗日的道理，動員群眾參軍參戰。本來，鄭抱真在家鄉群眾中就有很高威望，加之采取了上述許多有力措施，所以民眾紛紛響應，踴躍報名參軍。僅僅幾個月時間，一支千人以上的抗日武裝——皖北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二支隊就組建起來了。他帶領這支抗日武裝和當地群眾一道拿起武器奮力抗擊日本侵略者。支隊組建期間，他一直與中共壽六霍中心縣委書記黃巖、中共壽縣縣委委員董吉賢保持密切聯系，積極與共產黨人合作。并任命共產黨員方和平為支隊參謀兼第一大隊大隊長、李伯祥為第三大隊大隊長,馬曙、孫祝華為支隊宣傳隊負責人等。他還邀請中共安徽工委書記曹云露到二支隊司令部宣講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自覺接受共產黨的主張，相互交換情報，共同采取抗日行動。

1938年10月, 他毅然決定，接受新四軍的指示和共產黨員方和平等人的意見，率部參加新四軍，隨即被任命為新四軍淮南抗日游擊縱隊司令員，副司令是梁從學(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政委是汪少川(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交通部副部長)。

1940年1月，經新四軍副軍長張云逸、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兼政委戴季英、淮南抗日聯中校長裴濟華三人介紹，他被批準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并于7月轉正。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多年的“抱定真理救中國”的夙愿。從此，他從一個具有正義感的“草莽英雄”成為一名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他的成長和成熟，使我黨增添了新鮮血液，增加了一位優秀領導干部，也使我軍增添了一位優秀指揮員。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及率部參加新四軍，成為一面旗幟，帶動了皖西、皖東津浦路西地區一大批愛國人士和抗日游擊隊投身抗日救亡斗爭和參加新四軍。

1940年6月,他被任命為新四軍江北縱隊副司令員,協助譚希林司令員指揮部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配合主力部隊反掃蕩、反摩擦，堅持津浦路西抗日救亡斗爭陣地。

八、鞏固擴大淮南抗日根據地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所屬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新四軍江北縱隊改編為第二師第六旅，鄭抱真未在六旅任職，而是由新四軍江北縱隊副司令員調任津浦路西聯防司令部任司令員。聯防司令部的其他領導成員還有：政委譚光廷（解放后曾任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員陳慶先（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參謀長杜國平（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政治部主任呂清（曾任農墾部副部長）。鄭抱真擔任津浦路西聯防司令部司令員后，深感身上的擔子沉重、責任重大。因此，他更是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不辜負黨組織的厚愛和津浦路西淮南抗日根據地一百多萬人民和路西幾千武裝干部戰士的希望，全心全意為路西人民服務，服從黨的命令，聽從黨的指揮，誓與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血戰到底。他到任司令員后，按照路西區黨委的指示和新四軍二師的要求，整頓、擴編津浦路西聯防部隊，強化部隊軍事訓練，努力提高戰斗力，積極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堅守津浦路西，保衛抗日根據地。他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帶領部隊戰斗在最前線。1942年冬，鄭抱真率路西聯防司令部部分人員，越過淮南鐵路，深入到敵占區義井一帶開展工作。有一天，他率部夜宿倪大郢子，卻不幸遭到日本鬼子和偽軍的包圍。他沉著地指揮部隊突圍，經一天多的激戰，終于沖出敵人的包圍。

從1941年初到1943年2月，日偽軍對津浦路西革命根據地的大規模“掃蕩”和進攻達數次之多。部隊在鄭抱真等人的指揮下，采取狙擊戰、游擊戰等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向敵據點、交通線及其后方機關發動襲擊，為反“掃蕩”的勝利和阻止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津浦路西淮南抗日根據地，是華中地區的西部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鄭抱真鞠躬盡瘁，為將其建設為華中地區牢不可破的“西大門”立下了汗馬功勞。津浦路西聯防部隊成為堅持淮南津浦路西斗爭，保衛人民利益的一支堅強的武裝力量，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 津浦路西地區部隊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十分困難,常常是吃不飽、穿不暖。為響應黨中央號召，保證根據地人民和部隊給養供應，他耐心地給大家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大家認清當前形勢，堅定信心，克服暫時困難。為此,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鄭抱真作為司令員帶頭響應，以身作則，開荒挖地。他一有空便早早起床，肩背糞筐，一邊拾糞，一邊檢查生產情況，寒冷冬天也堅持如此。大生產運動使路西地區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得到發展，一時呈現興旺的景象，定遠的藕塘、朱灣等集鎮空前地繁榮。特別是藕塘鎮，市面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品琳瑯滿目，抗日軍民稱其為小“莫斯科”。

1943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華中局及新四軍軍部關于實行“一元化”領導的指示，淮南地區撤銷了黨政軍委員會和津浦路東、津浦路西黨委等地方黨政軍機構，統一成立了淮南區黨委、淮南行署、淮南軍區。實行“一元化”領導后，津浦路東和津浦路西黨、政、軍等機構名稱相應改為津浦路東和津浦路西地委、專署、軍分區。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擔任津浦路東專員公署專員；鄭抱真轉任津浦路西專員公署專員。一直從事軍事武裝工作的鄭抱真，對上級黨組織的決定絕對服從，并把這次工作和職務的變動，看作是黨組織對自己的信任和重用，不講任何價錢，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在抗戰的長期艱苦歲月中，他始終不渝地執行黨堅持敵后根據地的方針，緊緊依靠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積極擴大人民武裝，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為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在任專員期間,他不徇私情、賞罰分明，鄭俠是鄭抱真的親屬，因他在任津浦路西專署宣傳科文書時，工作失職、貪污腐化、經教育仍不悔改。1945年6月4日鄭抱真簽署專員公署通令：“茲決定撤銷鄭俠職務，準予在路西根據地內為民，特此通令，仰各知照。”

九、戰略轉移為黨保存干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贏來了最后的勝利。據官方的數字報道，八年抗戰期間，僅新四軍對日、偽作戰就達24600多次，殲滅日軍和偽軍共47萬余人。攻克縣城52座，繳獲長短槍23.6萬多支，機槍近5000挺，火炮690門。破壞鐵路576公里，公路8216公里。新四軍不愧是一支英勇頑強的抗日先鋒隊，是華中、華東地區帶領人民奮起抗日的中流砥柱！毛主席贊譽新四軍為華中人民的長城。人民群眾稱贊新四軍是鐵軍。

抗戰勝利后，熱愛和平的津浦路西解放區人民在中共路西地委、路西專員公署的領導下，積極開展醫治戰爭創傷，重建家園工作。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決定,蘇中、蘇北、淮南、淮北四個解放區統一行政領導，成立蘇皖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譚震林、方毅、汪道涵、鄧子恢、賀希明、鄭抱真、張愷帆等27人為委員；李一氓為主席，方毅等四人為副主席。同時，會議決定成立蘇皖邊區政府，下設幾個行政區。其中，津浦路西專員公署改稱華中第四行政區專員公署，鄭抱真繼續擔任專員，羅平任副專員。1945年10月，蘇皖邊區臨時參議會在蘇北召開，會議選舉田豐為參議長，鄭抱真、朱雨江等四人為副參議長。鄭抱真是5位正副參議長中唯一的共產黨員。自此，他離開津浦路西地區，在蘇皖邊區臨時參議會任職。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積極參政議政，為建設和平、民主、團結的新華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持下,悍然撕毀國共兩黨簽訂的協議,發動了一場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內戰。國民黨軍集中11個整編師、31個旅共27萬兵力，以淮北、淮南根據地為重點，以淮陰、淮安為主要目標，發動全面進攻。淮南軍區主力在敵我力量十分懸殊的情況下，經過英勇抵抗后，奉命撤出淮南地區。1946年10月，黃巖(解放后曾任安徽省省長)、鄭抱真、張愷帆（曾任安徽省副省長）率部奉命向北撤到山東臨沂。為適應戰爭形勢要求，在山東臨沂成立了華中分局駐魯辦事處，孫忠德（曾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任辦事處主任、鄭抱真任副主任、黃巖任政委。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收容、安置由淮南地區、皖江地區撤退到此的各級黨政群干部、榮軍、干部家屬，以及訓練新兵，辦理供應等。1947年3月，黃巖調任華中干部學校政委，鄭抱真任駐魯辦事處政委。1947年秋，國民黨軍瘋狂進攻膠東半島，鄭抱真率部通過敵人封鎖線，經文登、威海，渡過波濤洶涌的黃海再向北轉移到達大連，勝利完成大轉移任務。1948年，鄭抱真率部繼續北上，抵達吉林通化。此時，華東駐魯辦事處改為華東駐通化辦事處，他任主任、黨委書記。至此，他從津浦路西到蘇北，經山東直到東北通化，一路風塵仆仆，歷經艱險，按照黨的指定路線，帶領路西地區各級干部、職工和家屬勝利地完成了大轉移任務，為保存大批黨的干部做出了非凡的貢獻。

（梁立文）